配资公司介绍她虽然是从青楼出来的，还因为没法生育被丈夫休掉，可后来改嫁给一位上将后连生了11个孩子，最后成了人人敬重的广东之母

粤西名城高州，岁月流转配资公司介绍，尘埃落定，却仍有一段传奇在民间传颂——“莫五姑”的名号，至今未曾褪色。年长的乡亲们提及她，语气中饱含的不是对军阀妻妾惯有的模糊暧昧，而是发自内心的由衷敬重。“广东之母”四个字，沉甸甸地压在那片土地上，分量十足。

一段尘封的往事，在1980年9月被意外揭开。邓小平在接见莫秀英之子陈树柏时，一句被后世反复引用的评价，道出了历史的复杂与民间的情感：“令尊治粤八年，确有建树。有些老一辈的广东人还怀念他。”此处微妙之处在于，邓小平称颂的是陈济棠，而民间真正怀念的，又岂止一人？莫秀英于1947年病逝，安葬在湛江湖光岩。陈济棠为她撰写悼亡诗，尽管文笔稚嫩，情真意切：“灵前家庙炷心香，夜夜经声达上苍；丧我贤良伤肺腑，每逢虞祭泪成行。”另一首更是直抒胸臆：“今生最惨丧贤良，夜半孤灯写悼亡；半世救人难自救，可怜儿女梦哭娘。”这哀伤的笔触，不像一位权倾一时的军阀，更像一个深夜孤灯下，对挚爱离去痛彻心扉的寻常丈夫，他的悲伤无处诉说。

在成为“广东之母”之前，莫秀英的人生，始于一个被扫地出门的落魄女子。1900年，她降生在高州县分界镇芝良坡村一个普通的农家。家中排行老五，故得名莫五姑。家境贫寒，兄妹众多，父母又重男轻女，她年幼便被送往电白的外婆家寄养。外婆家虽不富裕，但至少能让她温饱。在那里，她习得粤曲，歌喉婉转动听。在那个粤西农村，女孩子唱曲能算不上什么正经本事，顶多是日后嫁人时增加几分嫁妆的资本。

十四岁那年，在家长的安排下，她被许配给当地富绅李家。所谓的“嫁”，更像是被“送”。父母只图少一张嘴吃饭，婆家则视她为生育工具。莫秀英自己的感受，无人问津。李家日子并不顺遂，丈夫嗜赌成性，脾气暴躁，输了钱便将怒火发泄在她身上。长达六年的家暴，却未能换来一子。婆家认定她“不育”，婆婆日夜谩骂，丈夫最终写下休书，将她扫地出门。那时她刚满二十岁，或许还不到。命运的时间，在这种残酷的事情上，总是模糊不清。

被休之后，莫秀英的去向，史料记载语焉不详。较为可靠的说法是，她曾试图回娘家，却被拒之门外。一个被休弃的女子，在那个年代如同被退回的货物，是极大的耻辱。她辗转流离，最终来到广州、阳江一带，以粤曲为生，后又步入风尘。然而，民国初年的“青楼”，更像是茶楼、戏院与妓院的混合体，一个光怪陆离的灰色地带。莫秀英在那里，选择不接客，仅凭精湛的歌艺谋生。她的歌声，百度百科赞誉其“以委婉细腻的唱腔自成一派，后成为知名歌女”，此言不虚。她能吟唱古本小说，能弹奏古今名曲，绝非仅凭美貌取悦他人的花瓶。

令人玩味的是，她在风月场中走红后，不乏达官显贵趋之若鹜。那个年代，军阀、官僚、富商，皆有“捧角儿”的习惯，出手阔绰，一擲千金。但莫秀英却对这些追求者不屑一顾。她对身边的姐妹们说，这些人不过是贪图一时新鲜，并非良人。她最终的选择，是位名不见经传的连长。

1918年，陈济棠尚在桂军林虎部任连长，驻守阳江、阳春一带剿匪。彼时的他，仕途并不顺遂，三十岁仍是连长，虽有军校背景和野心，但在派系林立的年代，缺少提携，难以出头。陈济棠酷爱听曲，常出入风月场所。他与莫秀英初遇的情景已不可考，两人如何走到一起，亦无确凿史料。但结果是，陈济棠要明媒正娶她。此事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，身边人都极力反对。一个连长，竟要娶一位被休弃的戏子，且是从风月场出来的，这传出去岂不丢人？何况莫秀英还背负着“不育”的恶名。在当时的世俗观念中，娶被休弃的戏子已属破格，再背负“不育”之名，更是惊世骇俗。

然而，陈济棠力排众议。此处，他的兄长陈维周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陈维周在历史上以“精通相术”闻名。据传，他私下告诉陈济棠，莫秀英腰间有淡黄色胎记，肚脐旁有朱砂痣，此乃“腰缠金腰带、腹有黑钻石”的命格，注定旺夫益子。本就信鬼神之说的陈济棠，听闻此言，更加坚定了娶莫秀英的决心。而莫秀英，起初却婉拒了。她对陈济棠坦言，自己因四年不育被前夫抛弃，配不上他，也旺不了夫。她不想再承受一次被抛弃的屈辱。但陈济棠郑重承诺：“我不信那些流言，我看中的是你的人品，就算真的没有孩子，我也绝不会负你。”就这样，二人携手走到了一起。

后来的故事，充满了戏剧性的转折。莫秀英嫁给陈济棠后，不久便怀孕，此前关于她“不育”的谣言不攻自破。在随后的十六年间，她为陈济棠诞下七子四女，共十一个孩子，皆健康长大。这不仅证明了她的生育能力，也反衬出其前夫的“不能生”。然而，在那个时代，又有谁会在乎真相呢？过错，永远是女人的。

与此同时，陈济棠的仕途也如日中天。从连长、营长、团长，一路晋升至师长。1929年，他取代李济深，成为广东的实际掌控者，主政广东七年，手握军政大权，被誉为“南天王”。许多人将这归功于莫秀英的“旺夫”，但陈济棠深知，莫秀英带给他的，远不止是命理上的“旺”。

莫秀英的厉害之处，不在于她的歌喉有多动听，也不在于她生了多少孩子。而在于她洞悉政治。这绝非夸张。民国初年的军阀妻妾，多半是后宅的花瓶，享尽荣华富贵。但莫秀英不同，她是陈济棠的得力幕僚。每逢重大决策，陈济棠必与她商议。她为他出谋划策，分析时局，指点迷津。陈济棠在治粤期间推行的一系列政策，都有莫秀英的影子。她劝他“积善积德，搞好民生”，促使他主持兴建了广东县医院、中山大学、中山图书馆等一系列惠民工程。她还亲自督办中小学教育。据史料记载，在陈济棠主政的三年计划施行中，全省小学新增四百余所，学生人数增加十四万余人；中学新增六十四所，学生人数增加一万六千余人。这些数字在今日看来或许微不足道，但在那个年代，却是实打实的政绩。广州的海珠桥、中山纪念堂、爱群大厦，以及三十多条马路，都是在陈济棠治粤期间兴建的。老广州人回忆那段时光，称之为“老广州的黄金时代”。邓小平所说的“治粤八年，确有建树”，并非虚言，而是有据可查。

莫秀英的另一项重要贡献，在于她对陈济棠抗战时期决策的关键影响。1936年，陈济棠联合桂系发动“两广事变”，兵败后被迫下野，逃往香港。随后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。陈济棠虽一度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农林部部长，但实际权力已大不如前。香港沦陷后，日军开始拉拢滞港的国民党军政人员。汪伪政府先后派遣陈璧君、褚民谊等汉奸前往香港，专门寻访陈济棠。此时，莫秀英的立场坚定不移。她力劝陈济棠，宁愿清贫度日，也不愿成为民族罪人。陈济棠本人亦保持清醒，深知“如在港为日军所获，必将被迫与汪伪政权合流”，于是下定决心，冒死逃离香港。他甚至随身携带了一块鸦片，准备在危急时刻“成仁取义”。最终，他历经艰险，成功逃脱，回到了国民政府统治区。此事，莫秀英功不可没。一位从风尘中走出的女子，在民族大义面前，展现出的清醒与决绝，远胜许多所谓的社会名流。

莫秀英并非只动口皮，她是实干家。1942年，高州遭遇大旱，晚稻歉收，乡民饥寒交迫。莫秀英倾其所有，开仓分发三千余担藏粮，赈济灾民。她还建立救济堂，为无家可归的女孩提供庇护，避免她们重蹈自己早年流落风尘的覆辙。在她丈夫陈济棠大兴土木之时，她也未曾停歇。她投资经商，所得收益并非用于个人享乐，而是鼎力支持丈夫的工作，兴办教育，救济贫弱。海南海口市的秀英码头，据民间传说，便是陈济棠为纪念莫秀英而命名。这一说法虽有争议，但至少说明了，在民间记忆中，莫秀英的名字已与这片土地深深地联系在一起。如今的海口市，也设有秀英区，皆源于此。

1947年，莫秀英在广州梅花村病逝。她的一生只有四十七年，不算漫长，但所经历的，足够普通人活上三辈子。她的墓茔选址在湛江湖光岩楞严寺背后的狮子岭顶，观音堂侧。那里是环湖山岭的最高处，据说风水极佳。陈济棠为她安葬时，便在墓旁为自己留下了位置，誓言死后合葬。然而，时局变幻，他再未能回到广东。1949年，他远赴台湾。1954年病逝，初葬台北。1993年，陈济棠的后人终于实现了他的遗愿，将其从台北迁葬回湛江狮子岭，与莫秀英合葬。四十六年后，他终于与挚爱重聚。

莫秀英这个人，无法用简单的几个词语来概括。若说她是受害者，她十四岁被卖，饱受家暴，被休弃，沦落风尘。这些经历，足以让任何一个女人一生苦楚。若说她是投机者，她凭借美貌和才艺，从风月场中脱颖而出，嫁给有前途的军官，最终成为一方诸侯的夫人。这条路，在那个年代并非无人选择。但我们不能忽略她的另一面。在陈济棠大兴广东建设之时，出谋划策的并非他夫君，而是她。她捐粮赈灾，批复条子的，是她。她建立救济堂收容无家可归的女孩，蹲下身与她们交谈的，也是她。一个被社会抛弃过的女人，最懂得被抛弃的滋味，所以她才去建立救济堂，去收留那些与她当年一样无依无靠的女孩。

陈济棠临终前，据说不止一次提及莫秀英。他生前的话语，已无从确切考证。但他的诗句，却被人们津津乐道：“半世救人难自救，可怜儿女梦哭娘。”莫秀英生前救助了无数人，最终却未能自救，年仅四十七岁便离世。她的孩子们在梦中哭喊着寻找母亲，她再也听不到了。这首诗，文笔稚嫩，用典生硬，对仗不工，情感也过于直白。但它是一位丈夫写下的。在那个乱世，一位曾经手握重兵、呼风唤雨的男人，在深夜孤灯下，写不出华丽辞藻，只能写下朴实真言，写出自己最痛的伤处。这就够了。

莫秀英的高州老乡们，至今仍在议论她。议论的内容五花八门配资公司介绍，有真有假，有添油加醋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——提起“莫五姑”，无一人脸上不流露出敬意。这份敬意，与她的丈夫是谁无关，与她生了多少孩子无关。只与她自己所做之事有关。她是一个从泥土中奋力爬出来的女人。身上伤痕累累，却未曾倒下。她不仅没有倒下，她还站了起来，回过头，拉了一把身后的人。这就叫“广东之母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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